展覽  后我世代:如何書寫年輕藝術家  返回
展覽作品

    展覽介紹

    當代唐人藝術中心榮幸地宣布,位于北京順義區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北京)的唐人總部空間將全新開放,并將于7月24日下午4點推出年輕藝術家群展“后我世代:如何書寫年輕藝術家”作為開館展,由陸向怡擔任策展人。

    唐人總部空間位于北京順義區金航東路的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北京)。總部空間包括B5號樓的全部6層,總面積近3000平方米。畫廊總部負責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北京、曼谷、香港、首爾四地空間的運營、管理和協調。除了按照國際標準設立的展廳空間,總部還同步拓展了VIP展示廳、研發中心、地下儲存空間等,滿足了唐人全方位協調服務的需求。這也是當代唐人藝術中心在亞洲地區設立的第7個空間。

    唐人北京總部空間的展覽和活動,定位于對全球年輕藝術家的研究與推廣。開館群展“后我世代:如何書寫年輕藝術家”,匯集了18位當代出色的年輕藝術家,在當下的多元趣味導向、媒體社會化和新的數字技術革命發生的此刻,年輕藝術家正在以更加輕松的姿態書寫著自我的歷史,此展也拉開唐人總部空間對年輕藝術家群體研究工作的序幕。

    參展的18位藝術家包括:亞歷桑德羅?吉安尼(Alessandro Giannì,意大利)、陳英杰、李黛倫(Diren Lee,韓國)、江上越(Etsu Egami,日本)、貢坎(Gongkan,泰國)、郝澤成、侯佳男、黃冰潔、吳晶玉(Jade Ching-yuk Ng,中國香港)、賈一瑞、奇蒂·納羅德(Kitti Narod,泰國)、廖曼、奧利維爾·蘇芙蘭(Olivier Souffrant,海地)、桑圖爾(Suntur,泰國)、王茜瑤、溫迪瑪格恩?貝萊特(Wendimagegn Belete,埃塞俄比亞)、楊伯都、張占占。

    后我世代:如何書寫年輕藝術家

    陸向怡

    如果存在一本《年輕藝術家史》的話,該如何書寫?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冷戰和后現代語境中式微的英國藝術家群體制造了“yBa”概念的崛起,這切實影響了全球藝術史進程和書寫,至今仍發酵著巨大影響和商業價值。始于2009年的紐約新美術館三年展(首屆的主題是《比耶穌年輕》)也具有某種先驗精神和歷史野心,年輕藝術家的歷史遠沒有變成一種時尚輪回和短暫的過氣,它甚至像一種現實漩渦,強有力地席卷了藝術生態。這不僅是一種“過去史”、更是“當代史”(克羅齊)和“未來史”。令人無法忽視的是,作為“后我世代”的一批年輕藝術家,正以強勁的姿態介入當下藝術生態,不同于強調自我的“我世代”, 后“我世代”的年輕藝術家,展現的是更加輕松的狀態,他們對原有的“反叛”流露出警惕與遲疑。歷來新的藝術家的崛起都曾借鑒之前藝術家的歷史發展經驗,在繪畫的輾轉發展以及新藝術的崛起中,繪畫媒介的復蘇,新的書寫將在這些歷史的循環中尋找真實,“后我世代”的一批年輕藝術家的書寫方式也會不同。年輕藝術家們創造了消費主義、數字技術革命經過中介編碼化的產物,通過“表現主義”“圖像一代”等前人后人的的精神傳遞,找尋更為個體化的表達。他們的繪畫大多帶有新形式主義手法,充滿了與當下現實的互文與無限創造力。

    回到克羅齊的歷史敘事中:如何區別“真正的歷史”(Contemporary history)和編年史(Chronicle),他的回答果斷:視其是否具備生命。克羅齊斷言,歷史是具有“策略”的——使得一本歷史書成其為真歷史的,正是由于現實生活的需要而激發的對于過去的理解和把握。歷史不再是某種理念或多種理念的收集,“歷史節點”僅變成了在實踐中根據需要而隨時調整的步驟。比奠定某種體系化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先讓歷史發展中的物質性和載體(人和事)能夠存活下去,他認為,這是今天史學迫切的問題之一:歷史的生命力問題。而“關于年輕藝術家的歷史”契合了這種歷史考察對象,其為一種“正在發生的歷史”,正是這種復雜態促成了這個展覽得以進行研究。他們的生命力和必要性在哪里?

    存在主義哲學已經解釋過“我”和“自我”的歷史性:“存在”(dasein)即時間。自我只有在歷史和動態中才有意義。如何理解“后我”?《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發表于1992年,如果作為一種“后歷史人類”考察,這一批“后我世代”創作者生命里并沒有經歷過常規“歷史”中的自我,正像是時間停止后的“凍結生命態”(Historical cryonics)。如果說克羅齊提出當代史才是真正的歷史,這也令這一批藝術家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年輕藝術家”(meta-young artist)。目前的情況更像2008年后約瑟夫·格里瑪(Joseph Grima)等人曾提出的“后匆匆主義”(Posthastism)運動宣言的某種反復。當時成員之一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描述過藝術重要的是抗拒時間的“均化作用”(homogenization)。資本主義的本質是標準化和量化人的時間,而藝術和歷史學家的工作是創造讓人的心理變化能自由地令時間和年代變得更快、更慢或者反復。在這個意義上,新學院派藝術和加速主義并不沖突,新一代藝術家的“自我”能夠自由地適應歷史詮釋,在延續中擁抱未來從而獲得新鮮感和持續更新的意愿。

    所謂的“我世代”,實際上指的是國內的“泛80后”與西方的Gen Y的一部分,這一代人非常顯著的特征是個人主義。但更年輕一代藝術家卻展現出社群文化與早熟的職業嗅覺的一面。大多是具有良好的學院基礎和多元背景更給予強大的技巧、理論和藝術史知識作為支持。新形式主義繪畫以及一些更貼近自身的邊緣性社會思考(比如性別、地域、種族)對于這代人而言更具有吸引力,而呈現出一種“低燒”的狀態。他們的姿態更加放松,能夠輕松地并置60、70后熟悉的“波普藝術”、“圖像一代”,以及80后發展起來的“屏幕一代”藝術。當下的多元趣味導向、媒體社會化和新的數字技術革命前提下,藝術評論和價值取舍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品評年輕藝術家的飛短流長也正成為其歷史性的一部分。對爭議性和多元化解讀的創新性理解,已成為當下迫不及待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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